斯坦因美国之行的背后竟有普华永道和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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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一直期盼这位小个子先生能获取做洛厄尔系列讲座这一荣誉，这一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于是，凯勒与洛厄尔研究所开始安排讲座日程；福格美术馆的萨克斯和华尔纳紧锣密鼓地为斯坦因筹资。萨克斯出身商家，他的外公和父亲于1869年在纽约合资创办高盛公司。1914年，萨克斯弃商从文，在意大利游历一年以后，回哈佛开始了艺术史教授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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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居帐篷而统领世界”——斯坦因与凯勒的克什米尔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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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他下山跨海

——波士顿会计师凯勒请到“小个子先生”斯坦因

书信来往中，凯勒多次提到，自己会争取好时机，请斯坦因来美国访问、讲学，让国人好好聆听他在中亚的经历，分享他的考古成就。斯坦因对凯勒的善意一直表示莫大的感激，但是反复说，自己眼下实在没有时间。他还说，自己经常收到来自美方的邀请，其中包括老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克密特和小西奥多对他的邀请。那是在1925年冬，罗斯福兄弟俩来印度见斯坦因时提到的。对诸多邀请，斯坦因总说，世上要做的事儿实在很多，可是哪来那么多时间呢？虽然他从未来过北美，但可以想象波士顿的美景，不过自以为其魅力肯定不敌克什米尔山区的景观，以他自己的话说：“漠罕·马革的美景远远超出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风光。”他还特意说，自己喜欢沙漠而不好水域，甚至都“希望能用茫茫无际的荒沙来填满浩瀚流长的恒河！”

斯坦因并非一个出头露面、热衷讲学的人，仅仅做几场演讲并不足以使斯坦因动心远渡重洋做北美之行。虽然满怀热情，但是从好几年的书信来往中，凯勒深知，来美讲学并非斯坦因眼下的首选计划，也就没有过分推进。可是，斯坦因1928年5月19日一封从漠罕·马革发来的长信一下子改变了凯勒被动的想法。

信中，斯坦因先介绍了自己上年冬天在中东的一系列考察活动，但是他接着说，自己更希望回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罗布泊考察。他还告诉凯勒，自己本来早该退休了，可是一推再推，到11月底，他终于能离开英属印度政府的职位了。“退休后，我将离开印度回欧洲。至于打道回府时，走远东的路线，还是取道近东回英伦，尚未决定。当然，要是从远东回欧洲，那么我肯定趁机再去一趟新疆，那是我过去多年来一直愉快地工作过的考古点。不过，此时此刻，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从印度和中国的现状来看，再次去新疆考古，并非易事。至于经费，由于英国政府的庚子赔款款项冻结在议会里，看来短期内他们根本不会考虑我的申请的。”斯坦因在信尾说，1928年夏天，将在“我的”宁静的克什米尔宿营地完成《亚洲腹地》一书。这是他第三次探险的报告，足以让他忙上一阵子。“眼下，漠罕·马革山巅仍是白雪皑皑，我只得在山脚宿营。在这里，我至少还会呆上一年，然后计划动身回英国。”

这封信写于斯坦因退休之前的半年，显然他仔细考虑过自己将来的打算，但是由于经费短缺而难以定着。读完这封信，凯勒再也坐不住了。字里行间，他读出了现在就可以力邀斯坦因来美的契机。而请斯坦因来访，最合适的就是来做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的系列讲座。于是，凯勒马上去找他的朋友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P. Blake）商议。

布莱克教授

布莱克在哈佛大学任教，专攻拜占庭史、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研究，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学，并在那里工作多年，当时他新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担任刚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作为一位研究欧亚内陆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熟悉斯坦因在中亚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对斯坦因慕名已久。凯勒让布莱克出面向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推荐斯坦因，于是布莱克立即求见洛厄尔校长，提意请斯坦因来做洛厄尔系列讲座。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和洛厄尔研究所同名并非偶然。这一研究所是由洛厄尔校长的先辈捐资设立的，身为哈佛大学校长的洛厄尔，同时也担任着这一研究所的董事。洛厄尔研究所邀请欧洲的中亚考古探险家前来做系列演讲早有先例。15年前，冯·勒柯克完成中亚“探险”之后，曾应邀来这一研究所做系列演讲。1923年秋天，珀西·塞克斯也曾前来做过有关波斯的八场演讲。1924年初，伯希和再次来访波士顿，还在洛厄尔研究所做了有关中亚历史的六场讲座。凯勒曾多次参加这一系列讲座的活动，激发了他对亚洲内陆的浓厚兴趣。

经凯勒提议和布莱克沟通，邀请斯坦因来访的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洛厄尔校长办事一向雷厉风行，1928年6月23日，他和布莱克商谈此事之际，当场就给斯坦因发了邀请函。

洛厄尔校长给斯坦因的第一封邀请函

洛厄尔校长的邀请函发出十天后，凯勒也给斯坦因去信：“请您来美讲学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尤其是希望您能来做洛厄尔研究所的系列讲座。我为此努力了好一阵子，但无济于事，直到我们年轻又能干的布莱克馆长出面跟洛厄尔校长提出，才成全此事。我非常希望您能接受这一邀请。布莱克和我建议你从印度启程，跨大洋先来美国西海岸，然后再从旧金山往东走，来一次三千里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在凯勒看来，有了洛厄尔校长的邀请，斯坦因来美演讲可谓顺水推舟之事，但是斯坦因对此却犹豫不定，似乎尚需一番斟酌。为了给洛厄尔校长的邀请增加力度，凯勒接着向斯坦因介绍，洛厄尔研究所的系列讲座是一场知名度高、历史悠久的学术活动，还来一段美言：“真希望您能来。我一定会利用这一机会，让国人来听听另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演讲……您不仅在同一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而且还在其他更有趣的中亚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接着说：“伯希和与冯·勒柯克激起了我对中亚地区的兴趣，但是你的研究更让我倾心，我早就拜读了你的所有著作。我确信，从你那里领教的，准定远远超出我以前从这两位丝绸之路的探险家那里学到的。”凯勒迫不及待，没等斯坦因回信，又在接着的一封信里强调，在演讲中使用幻灯片是个很好的做法，能深深地吸引住听众。

直到8月3日，斯坦因才收到洛厄尔校长的邀请信。根据伯希和来做系列演讲的先例，洛厄尔研究所把他的演讲安排在1929年的3月到10月间进行。就此，斯坦因在收到邀请函的第二天就执笔给洛厄尔校长回信说，系列演讲的时间拉得过长，他今年做不了，但是希望下一年调整安排，或许他能成行。凯勒得知后，心诚意切地跟斯坦因说，自己会再和布莱克协商，重新调整演讲日期。说到底，并非斯坦因不看重这一机会，他也曾郑重地告诉两位英国挚友阿伦和安德鲁斯自己收到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的邀请，不过，对这两位挚友，他袒露了心迹：“如果美方有意资助我前往老据点考察，那我当然感兴趣！”这是步入花甲之年后，斯坦因一直不愿放弃的一个宏大计划。

斯坦因在信中和凯勒商量洛厄尔系列讲座的安排时，也明确提到了自己再次远征的意愿和种种实际困难以及经费短缺等问题。虽然凯勒在波士顿和世界各地的社交甚广，朋友圈内不乏富豪，但是资助中亚探险毕竟是一项大工程，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并非一蹴而就之举，他大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因此他在信中能表示的是为斯坦因深抱不平：“世间的事儿总是这样：有志于此的人苦于没有财力，而富人却往往无心于此。”还说，“要是我本人有财力，肯定会资助你的。”他自己非常希望斯坦因能应邀成行，而且向斯坦因保证，他会和布莱克商量，尽力安排好他的演讲日程，也看看是否还可以为他再次远征考古助上一臂之力。对资助远征一事，凯勒信中措辞含糊，但诚心诚意。

转眼到了1928年11月，斯坦因年已65岁，在英属印度政府服务了19年之后，他终于可以卸职了。刚一退休，斯坦因就忙于早就计划好的中东考古之旅。虽然规模不如以前在新疆考察那么浩大，但是足以使他潜心工作。一直到1929年1月，斯坦因在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做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考察。这些短期内小规模的发掘令他得以验证一直持有的近东和印度之间密切而深远的文化和历史渊源的想法，可是他没有时间和财力在这一地区进行进一步的发掘。一路上，他遇到了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来这一地区考察的考古学家，心想：他不能再次接着发掘的遗址，刚好可以留给这些年轻的考古学家来继续。

凯勒给斯坦因的电报

虽然他前往波士顿做系列讲座一事一直未落锤，但是他和凯勒来往的信件中一直谈及此事。1929年1月13日，他在伊拉克巴格达哈佛—巴格达东方研究所的宿营地给凯勒回信，告知往后半年的日程仍然未定。而凯勒笔下的波士顿，1929年一开始，就是一番热闹的景象。1月11日，伯希和完成在哈佛任教一学期的“中国艺术史”课后，又在福格美术馆做了一场演讲。凯勒不仅慕名前往聆听，之后他还请伯希和作为嘉宾参加晚宴，一起应邀去善本俱乐部赴宴的还有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那一年，罗斯福家的小西奥多和科密特兄弟俩再次出发远行。这一次，他们又要去印度，接着经孟加拉湾北岸，前往东南亚探险。此时，斯坦因完成了中东多次的短期考察后回到了印度。

唐朝彩塑菩萨像，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

1929年5月，斯坦因离开漠罕·马革宿营地，按原计划回到了欧洲。他先去了意大利，然后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老家看望家人。5月末，一回到英国，他就径直前往牛津，寓居朋友珀西·阿伦（Percy Allen）和海伦·玛丽·阿伦(Helen Mary Allen)夫妇家。阿伦时任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 院长，他的寓所一直被斯坦因当作“自己在英国的家”。每次回到英伦，他就先去牛津，舒适地入住阿伦院长的家中，写作和回信。虽已退休，但是他依然不停地忙碌，多少年来的生活基调一概没变。而现在，没有政府公务在身，他更是一心一意期望出现时机，能再次进入沙漠探险。

早在第一次新疆探险结束后，斯坦因就一直怀有这样的愿望：“从那以后，我多么希望能回到那自由、安宁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对这强烈的愿望，他自己做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我的旅程到底会走多远，只有天晓得。不管怎样，我知道，我会一次又一次回到大漠去的。”退休后回到英伦，他再一次深入新疆大漠考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斯坦因在信中告诉凯勒，他计划在牛津一直住到初秋。期间，大概在夏季，他将来的计划该会明了，届时他定会告知波士顿之行的安排。凯勒马上答复说，一旦计划决定，他就会和布莱克商量，让洛厄尔研究所根据他的要求来重新安排讲座的日程。

为免节外生枝，凯勒迫不及待，要求洛厄尔研究所主动发出新一轮的邀请。两周后，5月27日，洛厄尔校长第二次给斯坦因发出了邀请函。但是，斯坦因依然迟疑不决。6月3日，斯坦因跟凯勒说：“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前往波士顿讲学一事，因为与此相关的好多事，尚无定着。”6月中旬，埃拉在给凯勒信中说，洛厄尔研究所之邀请斯坦因当之无愧，只是迄今为止他看似还没想定。到7月上旬，斯坦因还是未能给洛厄尔研究所一个确切的答复。看起来，他来美的计划很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1929年7月15日，凯勒和华尔纳两位老友又相约一起吃午餐。谈笑间自然又提起斯坦因来美悬而未决一事。凯勒不经意中提到，斯坦因一直有意动身远征，再次进入新疆考察，但苦于经费短缺。华尔纳闻之欣喜若狂，马上跳将起来，让凯勒给斯坦因发电报，说自己准定能筹到经费。“斯坦因是这一领域内独一无二之士，怎么不早一点把这事儿告诉我呢？！”于是凯勒立马往牛津给斯坦因发了如下的电报：“如果哈佛出经费，愿意出行考察吗？”而这一次，斯坦因立即回电表示愿意。紧随电报，凯勒第二天给斯坦因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让我来告诉您事情的来龙去脉吧。说的是我以前和您提到的华尔纳，现是福格美术馆的管监。前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餐时，提起了您迫切希望能回到中亚做考察，并且隐约示意如果美方能支持，你会愿意出行。华尔纳是一个充满魅力、当机立断的家伙。他听后喜出望外，表示愿意为你筹资，助你成行。现在我满心指望您尚未和其他什么机构达成合作探险事宜，而且希望您会愿意和哈佛这样的学术机构合作。要是您，我尊敬的朋友，能加入我深爱的这所大学的朋友圈里，那就别提我有多开心了！”

福格美术馆霍布斯和萨克斯馆长

即便远征、探险的经费还没确定，但是华尔纳主动提出的方案足以让斯坦因答应来美讲学，来波士顿细谈哈佛大学提供资助的具体计划，可见斯坦因想再次动身进入新疆之心切。就这样，拖延了一年多后，斯坦因应邀来波士顿做洛厄尔系列讲座一事终于水到渠成。看来，过去一年多来使斯坦因迟疑不决的，并不是邀请的力度不够，也不完全是他无法周旋的繁忙日程。而能促成斯坦因来美的不是初行新大陆的吸引力，也不是洛厄尔研究所系列演讲的显赫名声，而是赴美能带来的再次上路做第四次探险的可能性。凯勒和华尔纳的一场闲谈成了斯坦因来美的突破口。

凯勒得知这一好消息，非常兴奋。他说：“很久以来，我一直期盼这位小个子先生能获取做洛厄尔系列讲座这一荣誉，这一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斯坦因身高1米6，凯勒总昵称他为“小个子先生”）同时，他向斯坦因汇报筹集经费的进展：“萨克斯以其活力，四处奔忙，筹捐募款，而华尔纳也是马不停蹄，和另一批人联系。我呢，只能算是边上的看客，为他们的奔忙鼓劲、喝彩。”为了进一步落实计划，华尔纳在7月22日写信给斯坦因，向他解释：哈佛大学并没有经费可用来资助探险计划，不过，只要得到哈佛大学洛厄尔校长和大学董事会的首肯，他和保罗·萨克斯（Paul J.Sachs）馆 长 就 能 以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名义，出面筹资。他还强调，一旦经费到位，斯坦因会有完全的自由来策划他的计划，而且涉及的领域不拘，有关考古学、艺术史、民族志、地理学和地质学等等领域的新发现均足以使哈佛大学的学者、教授感兴趣。此外，华尔纳还特别说明，一旦斯坦因定了旅程和考察点，除了赞助人，对外一律保密。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还有一位斯坦因的多年老友，梵文教授蓝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华尔纳特意为此咨询过蓝曼，并得到大力支持。

为了斯坦因的到来，大家都忙开了，一方面，凯勒继续和洛厄尔研究所协调，安排斯坦因的讲座日程；另一方面，福格美术馆的萨克斯和华尔纳紧锣密鼓地为斯坦因筹资。虽然是华尔纳许的诺，而真正出面的其实是萨克斯。萨克斯出身商家，他的外公马库斯·戈德曼（Marcus Goldman）和他的父亲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于1869年在纽约合资创办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在美国金融界名声显赫。萨克斯从哈佛毕业后加入高盛任职，和当时财源雄厚的多家投资公司有着密切的家庭和商务关系，可是他更热衷的是文物收藏，还不时向母校捐赠名画，也是一位公认的古董鉴赏家。1914年，在福格美术馆馆长福布斯（Edward W. Forbes）的说服下，萨克斯弃商从文，在意大利游历一年以后，回哈佛开始了艺术史教授的生涯，并和福布斯一起执掌美术馆。

8月15日，华尔纳再次在信中向斯坦因报告，福格美术馆派斯坦因前往中亚探险的计划已经得到了洛厄尔校长的首肯，华尔纳期待着斯坦因来波士顿，以便当面详谈他的远征计划。至于经费的筹集，他开诚布公地说，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位馆长正全力以赴。他估计在9月中下旬，现在南美的一位友人将会给予确切的答复。华尔纳还强调：“根据我的经历，萨克斯和福布斯馆长执心以往之事，没有办不成的。”期间，斯坦因向华尔纳提出让大英博物馆加入合作，华尔纳表示这完全没有问题。1929年9月2日，萨克斯筹资的努力已经有了眉目：3万美金已经到位。当萨克斯和凯勒分享这一好消息时，不乏低调：可不要过于乐观啊，离10万的目标还远着呢。

这时，斯坦因开始筹备赴美之行。9月上旬，他就已经安排好赴美的行程。1929年10月至11月上旬，斯坦因在欧洲大陆度过。他先走访了布达佩斯的老家，并应邀做了演讲，然后去荷兰莱顿讲学。中旬，他的首次新大陆之旅业已完全准备就绪。11月23日，斯坦因乘坐特兰西瓦尼亚2号（S.S.Transylvania II）越洋海轮，经爱尔兰莫维尔（Moville），驶往美国东海岸。

- 未完待续 -

上篇《“我身居帐篷而统领世界”——斯坦因与凯勒的克什米尔通信》

见《文汇学人》2019年7月26日

学林（2019.8.9）| 斯坦因美国之行的背后竟有普华永道和高盛 ——如何引他下山跨海

李若虹 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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